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洁 张茜 实习生 李媛英
5月，安徽瞄准科技成果产业化“最后一公里”，拟建30家省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呼和浩特市“先投后股”项目管理办法》发布，以财政资金先期扶持、后期转股退出的创新方式，破解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的资金难题；在宁夏银川，宁夏重点产业（新型材料领域）技术经理人和技术转移机构“面对面”，架起创新资源对接的桥梁……
当实验室里的专利走向工厂车间，当论文里的公式变成产品参数，科技成果转化，是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关键枢纽。“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多次提及转化，如“一体推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标准研制、产业培育，加快攻关成果应用和产品迭代升级”“加快突破基础理论和底层技术，促进转化应用”。
记者梳理发现，近3年来，各地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相继落地，在推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深化、“先使用后付费”模式创新、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的密集布局、金融支持与风险补偿机制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人才搭建上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性特征。
让真正了解成果、愿意推动转化的人发挥作用
“过去，职务科技成果主要归单位所有，这一制度安排有其历史合理性，有利于加强国有科技资产管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赵军提到，但在实践中，也容易出现成果处置链条较长、科研人员积极性不足、市场响应不够及时等问题。很多成果并不是没有技术价值，而是在权利归属、决策程序、利益预期和风险责任之间缺少更顺畅的连接机制。
2020年，科技部等9部门印发《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北京工业大学等40家单位，作为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单位，探索可复制的模式和经验。
而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是将职务科技成果的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赋予科研人员，是激发科研人员参与成果转化积极性，破解“不敢转、不愿转、不能转”问题的关键环节。
记者在各地方的科技成果转化文件中发现，有关“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举措各有亮点。
《贵州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措施》中提到，将本单位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赋予成果完成人，单位与成果完成人成为共同所有权人，成果完成人所有权权属比例不低于70%。可将单位留存部分的所有权以“赋权+约定收益”“赋权+现金”等方式让渡给成果完成人，成果完成人获得全部所有权后可自主转化。
相较于部分地方保持高比例共有，再开放全部赋权通道的做法，上海的做法是直接启动全部赋权，即“在明确单位科技成果转化权益前提下，试点实施职务科技成果全部或部分赋予成果完成人”。
“贵州模式有利于在单位权益保护和科研人员激励之间取得平衡。”赵军分析，“上海模式并不是放弃单位权益，而是在明确规则、收益安排、合规边界和责任机制的前提下，允许不同类型成果选择更适合自身转化规律的权属安排。”进一步来说，“直接赋权”的深意在于，它进一步压缩了职务科技成果从形成到转化之间的制度距离。上海直接赋权模式有助于减少内部协调成本，提高成果与企业、资本和应用场景对接的速度。
“可以说，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核心，不是简单把成果产权‘分给谁’。”赵军认为，“而是通过更加清晰、稳定、有效的制度安排，让真正了解成果、愿意推动转化、能够对接市场的人，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更关键作用。”
各地推广“先使用后付费”模式
4月，在《关于促进首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委副主任张耀天提到，北京重点推广“先赋权后行权”模式。
过去高校科研成果往往“重论文、轻转化”，而中小企业则因技术风险高、资金压力大而“不敢买”。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副会长、教育部原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分析，“‘先使用后付费’表面上是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支付方式改革，实质上反映了国家科技创新逻辑的深层变化。”
“就是要解决当前存在的‘两头怕’问题：高校担心成果被低价使用；企业担心花钱后无法产业化。”李志民解读，这一政策既能降低企业技术应用门槛，又能让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成果”真正走向产业化，加快形成科技、产业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这一模式不仅是推动校企所合作的“催化剂”，在《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研究》第一作者贾宝余看来，与传统模式相比，高校院所一次性收取许可费后即“钱货两清”，缺乏对成果后续应用效果的关注。“先用后付”模式下，科技成果的实际市场价值决定了最终收益，这促使成果方更加注重成果的质量、成熟度和市场适配性。
“这本质上是一种‘用市场来检验成果’的机制创新。”贾宝余说。
记者梳理发现，各地在通用模式基础上，还结合产业特点与企业需求，创新推出了差异化的特色路径。
《吉林省全面深化职务科技成果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了“先投后股”模式。即在“先投”阶段，科研单位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明确“转股”条件和权益责任；在“后股”阶段，根据协议约定，当触发“转股”条件时，职务科技成果转换为相应股权；《湖南省科技成果“先用后付”推广实施方案》对于“先用后付”的实施模式提供了里程碑节点支付模式、延期启动支付模式企业可根据自身发展阶段选择匹配的付费节点，如技术验证、产品上市、销售额达标等，减轻前期资金压力。
相较于湖南和吉林模式，广东模式则从交易、合作、放权等多个环节切入，提出“2+1”的“先用后转”改革模式，主要包括“先使用后付费”“先使用后合作”两种模式，并提出以简约程序开展先使用后行权的具体路径，为成果供需双方提供了多样化、低风险的选项。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在体系上优生态、防风险，广东还鼓励发挥金融服务机构风险分担作用，开发保险、担保产品。
“这一做法的价值不能简单理解为‘出了事有人赔’，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为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合理失败提供制度包容，从而加速技术在不同场景中的价值验证与扩散。”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劲分析。
“科技成果转化天然充满不确定性，而技术不一定适配生产场景，市场不一定接受新产品，中试阶段也可能反复失败。”陈劲解读，过去这种不确定性主要由科研人员或承接企业独自承担，导致很多有潜力的成果因输不起而被搁置。引入保险、担保等金融工具后，风险被分散到保险公司、政府风险补偿基金、担保机构等更广的网络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风险分担闭环。
他建议，未来还可以探索使用参与式保险等新模式，如企业用户在使用技术过程中主动反馈风险信息或提供改进数据，可相应降低保险费率或获得风险补偿，从而形成风险共担和价值共创的良性循环。
没有专业“摆渡人”，再好的成果也难以跨越“死亡之谷”
在科技成果转化的链条上，概念验证中心聚焦“最初一公里”，去验证技术可行性与商业价值；而中试基地聚焦“最后一公里”，解决“样品变产品”的量产难题。
各地布局正在“落子”：《湖北省概念验证中心培育建设方案》提出，计划通过三年的建设培育，布局省级概念验证中心60家以上，培育市级概念验证中心100家以上；内蒙古发布首批概念验证平台清单，覆盖人工智能、稀土材料等领域。
“高校和科研院所往往擅长科学发现、原理验证和样机开发，但企业真正关心的是技术能否稳定运行，成本能否接受，质量能否控制，客户是否愿意采用等。”赵军解读，这些平台的价值，不只是提供场地和设备，更重要的是提供从技术验证、工艺放大、标准检测、应用示范到产业对接的系统支撑，解决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可行”走向“产业上可用”的关键问题。
如果说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是成果转化的“基础设施”，那么技术成果转化人才就是连接实验室与市场的那座“桥梁”。没有专业的“摆渡人”，再好的成果也难以跨越“死亡之谷”。
2021年，上海交通大学获教育部批准设立全国首个“技术转移专业硕士学位点”；2025年4月，14所高校共同发起成立“全国高校技术转移人才培养联盟”。近年来，从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走出了一批技术转移专业硕士人才，开创人才培养新局面。
与此同时，科技成果转化人才的培养与职称评定问题被逐步重视。
今年4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制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十条措施，其中提到，将科技成果转化技术经理人纳入职称评审体系，单独设立技术经理人职称评审专项赛道，对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成效显著、贡献突出的人员，其转化工作业绩可作为职称评审的核心依据。
“打通职业发展通道，可以增强技术经理人岗位吸引力。”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副校长刘植昌提到，对于高校教师而言，若参与技术转移、担任技术经理人，其在成果转化中的工作实绩可纳入职称评审范畴，解除了“投身转化影响职称评定”的顾虑，推动教师将科研优势与市场需求结合，助力职务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企业、实现产业化。
为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的后顾之忧，记者发现多地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清单，明确在转化过程中的容错边界，让科研人员“愿转”“敢转”；部分地方还设立了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资金、贴息政策，引导金融资本支持转化。
近年来，一系列政策正在着力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链上的“堵点”。从发展的视角来看，“第一阶段是产权改革，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解决了无权转的制度瓶颈，让成果走出实验室。第二阶段是能力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弥补了从样品到产品的‘死亡之谷’，技术经理人则充当供需双方的‘翻译官’和‘黏合剂’。”陈劲认为，第三阶段也是当前正在深化的方向，需进一步解决，如何释放使用端即广大企业和一线从业者的创新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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