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机身，47个圆形按键，磨旧的键帽泛着温润的光泽。这台雷明顿牌英文打字机，如今静静陈列在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馆的展柜中。
80年前，正是这台打字机，在无数个深夜响起急促的敲击声，将一页页记录日军滔天罪行的文件转化为英文诉状，成为东京审判中起诉日本甲级战犯的法律利器。它的主人，是中国检察官向哲濬。
而今，向哲濬已离世近40年，其子向隆万也年届85岁。2026年4月，记者如约来到向隆万位于上海市静安区的家中采访。这是一处闹中取静的住宅，室内陈设简朴，各类书 籍层层叠叠。客厅柜子上，摆放着一张老照片——向哲濬参加东京审判时与同事的合影。照片中，身着西装的他神情肃穆，目光坚定。这张照片，连同那台打字机，是向隆万与父亲之间为数不多的“信物”。
“那时候我大约5岁，刚上小学一年级。”向隆万回忆道，“晚上睡觉时常被急促的打字声吵醒。第二天问起来，才知道是父亲在工作。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父亲当时敲击的每一个字符，都是在为东京审判作准备。”
这个细节，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段被尘封的历史，也开启了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漫长追寻。
今年4月，记者刘亚在上海采访向哲濬之子向隆万。
在向隆万的记忆中，父亲始终温和慈祥。向哲濬1892年生于湖南宁乡，早年考入清华学堂前身游美肄业馆，后赴美留学，获耶鲁大学文学士学位及乔治·华盛顿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法学士学位。归国后，他长期从事教育与司法工作。由于父子相差49岁，向隆万成年时，父亲已年过古稀，父子之间似乎总隔着一段难以跨越的距离。
这份距离，缘于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1941年，时任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的向哲濬险遭日本特务绑架，于是只身逃出上海，全家自此踏上流亡之路。其间，年幼的向隆万几次病重，险些丧命，一家人辗转逃至湖南山区。之后，向哲濬在最高法院湘粤分庭任职，向隆万的母亲周芳在当地职业学校任教。山区偏僻，日军鞭长莫及，但村里时不时有人一边敲锣一边呼喊“日本人来了”！那时向隆万才4岁，姐姐8岁，母亲的一名学生用箩筐挑着姐弟俩上山躲避。
直到有一天，村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乡亲们奔走相告：“日本投降了！”后来向隆万才知道，那天正是1945年8月15日。很快，向哲濬奉命回到上海，任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等父子在上海团聚时，他又受命奔赴东京参加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在长达两年多的法庭起诉审理阶段，向哲濬和顾问、秘书、翻译组成的中国检察官团队，在法庭上展开了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斗。然而，这些惊心动魄的往事，向哲濬回家后却极少和家人提及。向隆万推测，这与父亲一贯谨慎低调的性格有关。
转折发生在2006年。65岁的向隆万退休后，决定系统梳理父亲向哲濬的历史。在亲友的支持下，他与妻子自费前往美国，开启了一段艰辛的“史料打捞”之旅。
“非常辛苦，但值得。”向隆万回忆。这趟旅程最大的发现，是找到了父亲第一次在法庭上正式陈词的影像资料。美军随军摄影组当年为东京审判拍摄了约7000分钟纪录片，向隆万夫妇通过关键词检索，最终在档案馆中寻得那卷胶片。
画面定格在1946年5月14日。辩方律师在法庭上狡辩称，中日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才进入战争状态，而起诉书指控日期从1928年起算无效。面对辩方这一谬论，向哲濬起身驳斥。他指出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侵占中国许多省份，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他厉声质问辩方律师：“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如果这些都不是战争，那什么是战争？什么是战争！”影像资料中，他接连质问两次，可见激愤之情。
就连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泷川政次郎，在评述此番发言时也不禁慨叹：“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大概就是向检察官这样的人吧！”
“当时看这个视频，我非常激动，热泪盈眶。”向隆万感慨，“我一直以为父亲只是一位慈祥温和的老人，但视频里的他，慷慨陈词、掷地有声，展现出令人震撼的形象。”向隆万回忆，父亲在法庭上淡定从容、无惧无畏，基本上不看稿子便能用英文侃侃而谈。“在那样的国际场合，他代表的是中国。父亲晚年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有个学生曾问他：‘向老，东京审判时您担任中国检察官，这个官有多大？’我父亲笑笑说：‘你说多大？代表国家。’”
由于原始视频音质受损，向隆万后来对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还原了完整文字，并亲自为电视台播放版本配音。“我一遍遍地念，每一遍都很感动。”向隆万说，“这段影像，让我对父亲的认识真正完整了。我相信，他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
从2006年至今，20年的追寻让向隆万从一个对父亲的工作几乎一无所知的儿子，逐渐成长为东京审判历史的见证者与传播者。记者眼前的向隆万虽已85岁高龄，却依然精力充沛。他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奔波于全国各地高校讲堂、学术研讨会与纪念馆活动现场。“随着接触的材料越来越多，我了解的知识点也在不断更新。”向隆万说，“每次讲述，都因信息更丰富、证据更确凿而更加充实。”
随着研究的深入，向隆万逐渐拼凑出父亲在东京审判中的完整图景，也终于听懂了童年时深夜打字声背后的全部含义。
向哲濬于1946年2月7日抵达东京。彼时，留给中国检察官团队的时间极其紧迫——4月29日须提交起诉书，5月3日正式开庭。“他们抵达东京仅2天后，便急电国内各部门，要求火速提供日军侵华证据。”向隆万说。尽管时间仓促，各方仍尽力搜集了大量材料，首席检察官季南和美国检察官莫罗、助理检察官萨顿等人也亲赴中国一起调查取证。
“取证工作持续不停，常常延续到深夜。每当找到新的中文证据，来不及等待专业翻译，父亲便让曾是英语教师的母亲协助——母亲读着中文材料，父亲则边听边译边打字，直接敲击成英文，以便次日回东京提交到法庭。”这正是向隆万夜半听到的打字声的来源，也是那台雷明顿牌英文打字机在历史中留下的最深沉印记。
“这个过程极其艰辛。”向隆万说。在已找到的20余次法庭发言记录中，向哲濬大多时候都表现得异常平静——他习惯用事实和证据说话。只有在极少数时刻，他才会慷慨激昂。
例如，在揭露日军在华的毒品犯罪时，向哲濬的发言系统指出：侵华期间，日军有计划地种植鸦片、开设烟馆、贩卖毒品，既为毒害、削弱中国民众的意志，又将其作为支撑侵略战争的非法资金来源。“父亲的发言中包含大量具体数据：涉及的城市、据点、毒品种植规模等，铁证如山。”向隆万指出。东京审判的判决书曾引用1937年国际联盟的报告：“世界上90%的非法白色毒品源于日本，并在日本人的监督下，在天津日租界、大连和满洲、热河以及中国其他城市加工而成。”这种由国家机器实施的系统性罪行，为今日之毒枭所望尘莫及！
正如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所言：“之所以要通过法律审判日本战犯，就是要用法律的途径，用证据说话，同时警示后人。”向隆万对此深以为然。键起键落间，没有硝烟的法庭交锋，早已化作刺破谎言的法律之剑。
在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公园，有一座“东京审判·正义之剑”纪念碑。碑上镶嵌着梅汝璈与向哲濬的青铜半身像，背景为南京城墙，铭刻着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17位成员的姓名。碑旁，象征司法公正的獬豸雕塑脚踏旧日军钢盔、军旗与军刀。后来，中国最后一位东京审判全程亲历者、检察官秘书兼翻译高文彬先生去世后，也安葬于此。
“这座纪念碑，让东京审判的历史有了一个具象的纪念场所。”向隆万说。东京审判开始前，向哲濬在上海高等法院工作，梅汝璈在复旦大学任教，中国参与东京审判的多数成员出自东吴大学法学院、圣约翰大学等院校，历史根基深植于上海。
20年来，向隆万著有《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向哲濬东京审判函电及法庭陈述》《东京审判征战记：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团队》等专著。2011年，向隆万出任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参与编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并与青年同事首创《东京审判》通识课程，系统传播这段历史的价值。
在向隆万看来，当前更大的成果在于史料收集与研究的系统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8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50卷）和《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70卷）三大基础文献及其《索引和附录》已出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45卷）也已问世。2017年，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已扩展为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除继续深耕东京审判外，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对日本乙级、丙级战犯的审判，以及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对日审判。谈及美国助理检察官萨顿私人工作档案的新进展，向隆万充满期待：“材料多多益善。若能挖掘出新的证据，例如当年关于细菌战的调查进展，将极具价值。”
最近，向隆万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参与编写多卷本《东京审判全史》中的一卷——《中国与东京审判》，他将和梅汝璈的女儿梅小侃、儿子梅小璈共同执笔。作为主要亲历者的后人，或许能提供独特的视角。该卷将梳理中国代表团成员背景，并侧重书写与日本侵华史实密切相关的审判细节。
“未来若条件允许，还希望能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这些海量资料进行深度加工，让公众更便捷地检索、了解这段历史。”向隆万说。
（来源：检察日报·要闻版 全媒体记者：刘亚 摄影：全媒体记者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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